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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与张作霖关系述评(1921—1922)

来源: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05-21 10:27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吴佩孚与张作霖同为20世纪20年代前期影响中国时局的中心人物,受到时人的较大关注。《申报》中留下了大量关于吴、张二人来往的通电、公文、演说、函件与评论,这对于深入了解二

吴佩孚与张作霖同为20世纪20年代前期影响中国时局的中心人物,受到时人的较大关注。《申报》中留下了大量关于吴、张二人来往的通电、公文、演说、函件与评论,这对于深入了解二人的交往与互动,及1921年至1922年间北洋直奉两派的关系问题亦有所助益。

一、直皖战争后的吴、张关系

1920年7月,在京津地区爆发直皖战争,奉系入关助直取胜,直奉两派共同取得北京政权,皖系的段祺瑞宣布下野。此时,控制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有二,一个是奉系首领张作霖,一个是直系首领曹锟,而吴佩孚仅为直军第三师的师长。曹张二人在京讨论直皖战争后的政治善后问题,《申报》于1920年8月12日提及,吴佩孚“前日由长辛店专车来京,除与曹张靳等晤面外,并未入府觐见东海,即于是晚九时出京”。他竭力宣传“召开国民大会之举”,到了北京后发现“所抱之主张均不能见诸事实”,且与“在京各要人意见相左之处”[1]。吴佩孚此时人微言轻,张作霖和曹锟对他的意见也不予采纳。一个月后的天津会议上,吴氏再次提到应尊重民意,然而,他的主张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回应。1921年7月湘鄂战争爆发,吴佩孚派兵入鄂援助王占元。湘鄂之战历经十多天就告结束,体现了吴氏的英勇善战。东三省通讯称,张作霖左右皆是“供其驱策之才”,故张作霖没能争夺到湖北是由于“欲觅半个吴佩孚而不可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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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0年7月到1921年11月,曹锟和张作霖因密切合作共同推翻段祺瑞的皖系势力,取得了共同的政治利益,故直奉两派的关系是良好的。此时,张氏更多地将吴佩孚视作曹锟的一员猛将,吴氏地位低且从属于曹,故吴、张二人的关系维持着表面的友好。

二、围绕梁士诒内阁与山东问题的吴、张关系

1921年12月,北京政局发生变化,直奉共同扶植的靳云鹏内阁因无力解决财政问题而解散,继而张作霖扶植梁士诒上台组阁,奉系和交通系的结合使得吴佩孚大为不满。他以胶济铁路问题为借口攻击张作霖支持的梁士诒内阁,张氏则多次为梁阁进行辩驳。12月21日,曹、张均赞成梁士诒上台,而吴佩孚却通电反对。他声言,组阁人选应谨慎选择忠于民国的人,这一通电是影射梁士诒在1915年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

对于梁士诒的登台,吴、张两人态度迥然不同。1922年元旦,从中央官员到地方疆吏都向梁阁发去了贺电,惟有吴佩孚态度不明朗。梁士诒颇感不安,且吴氏的部下钱少卿对于梁氏委任的职务亦辞不就。梁士诒更觉诧异,故派新阁中的交通总长叶恭绰秘密前往洛阳进行沟通。此外,梁阁特赦段芝贵等6名安福系政治犯,事先未征求吴佩孚的意见,故吴氏的态度由非常冷淡变得更为激昂。

随着直奉战争的深入,吴、张双方通过电报互相攻讦,称对方为战争祸首。4月26日,张作霖致徐世昌一电,称吴氏“前后各电,肆口谩骂,其致省议会电内,竟谓作霖为梁保镖,其存心之私,识见之浅,原不足责。而以堂堂疆吏,出此无赖语言,抑何可耻,凡此皆已一笑置之”[11]。吴佩孚于4月29日发表通电,斥责张氏“矫命乱纪,犯关称兵,罪恶贯盈”。接着,吴氏在通电中胪列张作霖的十宗罪状,称其危害国体、破坏法纪、劫掠粮饷[12]。这封通电言词犀利、火药味十足。《申报》于5月3日注意到,吴、张二人在电报战中,态度语气皆不同。吴佩孚的电报“飞扬跋扈”,张氏的电报“强词夺理,婉而多讽”。第一次直奉战争,并非“全靠电杆电线上所能解决”,应“听言观行”[13]

1922年3月4日,《申报》所登通信亦介绍,吴佩孚在洛阳召开七省代表会议,称内阁问题“仍以去梁(士诒)叶(恭绰)为止境”,若关外的张作霖声援梁阁,则“虽诉诸武力,亦所不惜”[5]。因对吴佩孚的疏通已毫无希望,故梁士诒于3月5日发通电反唇相讥。他提及,豫省将郑州商埠抵押于日本东亚拓植公司,河南督军赵倜借日元250万元,期限20年,且商埠归日本人监管。此种条件严苛残酷,同卖国有什么区别?梁士诒质问吴佩孚,为何一年多来默不发言?梁氏的电文言辞激烈,实交通系向吴佩孚宣战。3月10日,《申报》发表评论称,如今的政局,内阁事小,南北事大。两三个月间,必然会发生武力冲突。因此,直奉两系的争斗,将演变为南北间的战争[6]

吴、张二人都不敢贸然开战,直奉谈判仍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中。3月30日,徐世昌派曹锐出关与张作霖疏通鲍贵卿组阁,而张作霖却并不在意组阁人选一事。张氏声言,继任的新阁总理必须使张勋任苏皖赣巡阅使,安福系亦需全体赦免。然而,吴佩孚对于张作霖的附加条件极为反对。张作霖于4月3日声称,吴佩孚是统一全国的唯一障碍,且必须征服。《申报》又于4月5日注意到,部分奉军入关是为了对付吴佩孚,此举毫无疑义。4月7日,北京来电称,吴佩孚仍反对梁士诒复职[7]。由此观之,吴、张二人的关系由备战言和时期进入和、战均无望的状态。吴佩孚深藏不露且迟迟不表态,张作霖派奉军入关也并非同吴氏决一死战,两人都在静待时机。

梁士诒内阁的出路如何?吴、张二人的关系改善又为何收效甚微?2月13日,《申报》登载题为《内阁问题与奉直形势》的消息介绍,张作霖认识到吴氏对待关外采取冷静的态度是因为曹锟从中调和,且吴氏的态度仅要求梁士诒下台。可知,吴氏仍为直系中的二号人物,他对待张作霖的态度仍是从属于曹锟的。当然,《申报》报道的直奉调停是临时的妥协,吴、张二人的矛盾看似缓和,实则暗流涌动,朝着不妥协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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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2年3月到1922年4月中旬,直奉双方表面上趋于缓和,暗地里都在积极地为战争做准备,两派共同合作的基础已不复存在,直奉裂隙逐步加深。因此,围绕梁阁问题,张作霖和吴佩孚的矛盾逐渐不可调和,二人关系也向对立面越走越远。

三、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后的吴、张关系

由梁阁引发的吴、张关系恶化已达数月,直奉双方矛盾重重。吴佩孚及直系诸将虽然发起了猛烈的倒梁运动,但梁氏仍未下台,张作霖也在暗中继续维护梁阁。徐世昌为稳固自己的总统地位以及维持直奉均势,故任命周自齐代理阁揆,梁氏未被免职且交系内阁继续存在。1922年4月中旬奉军大举入关,沿军粮城、马厂、通州等地驻扎。直军则驻军长辛店、保定等地。两派军队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吴佩孚于1922年1月7日发表歌日通电,指斥梁士诒与日本签订借款合同,以此法赎回胶济铁路“断送路权”“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申报》所登评论指出:“张作霖既倒一阁举一阁,吴亦未尝不可再倒再举。”[4]此后,吴佩孚又多次发表通电怒斥梁阁,开展倒阁活动,如1月10日在庚电中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梁士诒兼而有之”。在1月12日蒸电中称,梁氏“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对于吴佩孚“庚电”,张作霖于1月11日发表覆电称,吴氏和梁阁应“共抒真诚,以固国权”,同时要竭力拥护梁士诒内阁。吴氏的一系列电报战使得梁士诒叫苦不迭,张作霖对梁士诒的支持也逐渐隐晦,采取了旁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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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士诒在1922年1月下旬宣布告假不再视事,但梁阁仍在风雨飘摇中继续维持。进入2月,吴佩孚与张作霖的各种互动更具斗争性,二人的电文互动也火药味十足,这加深了吴、张二人互相猜忌、互不信任的程度,吴、张关系进一步恶化。《申报》发表时评注意到,张氏有证明梁阁无罪的电报,吴氏则制定了将奉军赶出关外的计划,两方势力有逐渐接近的迹象。以前,奉直之争不过是在暗中进行,梁阁问题出现后,吴佩孚愈逼愈紧,以致奉直之争逐渐公开化。曹锟于2月10日发两电分致张、吴。曹氏给张作霖的电文称,吴佩孚的做法确实过分,请张氏多多包涵。另一封给吴氏的电文,声称张作霖的拥梁之举是面子问题,并非真正支持梁士诒。综上,大致可以看出吴、张二人对待战和问题极为谨慎,调和是解决两派系矛盾升级的主要方式,而战争这种手段是为调和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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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士诒内阁一直告假,鲍贵卿组阁又遥遥无期,中央政潮似已进入死胡同,吴、张关系也处于彻底决裂的边缘。4月10日,《申报》报道,徐世昌任命周自齐代理内阁总理,仍不免去梁士诒的职务。吴佩孚于4月13日宣称,周自齐代理阁揆,仍是梁士诒的化身。此后,北京政局仍属静默,而直奉双方的军人们却跃跃欲试。此时,吴佩孚筹措军费一千多万,积极备战,张氏也在调兵入关。

京津地区战云密布,直奉双方已避免不了一场恶战。吴、张二人互有电报战,指责对方应负战争责任。1922年4月28日,张作霖自任奉军总司令。翌日,他在军粮城下达对直军的作战令,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

从1921年12月到1922年2月,吴佩孚巧用舆论开展倒梁活动,这使得梁氏登台仅数月就多次宣布告假,梁士诒内阁亦趋于解体。从《申报》新闻报道的角度出发,即可窥探出潜藏于梁士诒内阁下的直奉冲突。这一时期,直奉两派共同合作的基础开始动摇,两派关系也开始出现裂痕。张作霖开始将吴佩孚视作竞争对手,吴佩孚地位虽低但实力日益强大,故吴、张二人的关系开始走向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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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申报》所刊《洛奉间之军事行动》称,直系内部,吴佩孚态度强硬,主张同张作霖宣战,而曹锐主张和谈,双方相互激烈争论。最后,曹锟“决意与吴佩孚全始全终,……整顿长辛店一带之防务,以使与奉军对抗”[8]。《申报》所登评论指出,曹锟的态度反映出“直系之实力与灵魂,早移于吴佩孚身上”,亦说明直系内部“乃仍无破裂之痕”[9],吴、张二人间的矛盾已完全转化为直奉矛盾。4月22日,《申报》所刊《某要人奉直形势一席谈》称,某要人对直奉之战持“皆不敢恭维”的态度,因吴、张二人的行为皆“有害于政治之进步与国家之生存”。他接着分析,之所以张败吴胜能使北方获得一个较为安定的局面,是因为吴氏并不喜欢任用普通民众极端反对的人物;而张作霖却极力拥护梁士诒组阁,“已为莫大之失策。”如果张胜吴败,直系的垮台将使中国“十年内,尚不得安宁”[10]

梁士诒上台前后的这段时期,直奉合作开始出现裂隙,梁阁的一系列活动使得吴、张二人的矛盾趋于表面化。1922年1月6日,《申报》所刊《吴佩孚与梁阁》称,吴佩孚致电钱少卿,“对于梁阁,颇致不满,”同时,由洛阳而归的迟某也谈到,吴氏“不满奉系下之梁阁,认为不足与谈者”。这篇文章还报道了张作霖的态度。张氏会见曹锟之弟曹锐,“略谈维持梁阁,以免吴氏之左右曹锟,”还对“西北督军事,长江巡阅事,迄未能议”,这恶化了奉直关系,也使得张作霖“对吴不快之感,当然又深一层”[3]

从1922年4月下旬到1922年5月初,直奉两军在战场陷入厮杀状态,吴、张二人亦作为对手在战场博弈,二人关系破裂,但双方私下的接触仍未中断。

1922年5月5日,直军在马厂大败奉军,吴佩孚成为北京政府的实际操纵者,张作霖则隐忍败退关外,宣布东三省“自治”。张作霖在败退之际通电宣称,吴佩孚“藉端谩骂”且先开战端,“贻害奉直,又复阴谋百出,坏我中原,……孰是孰非,难逃公鉴”[14]。《申报》所登美国评论称,吴佩孚“一捷之下”,不难成为“中国军阀之巨魁”。吴佩孚应趁当前这一绝佳时期,建功立业统一全国,“固不难流芳百世,常为国人所崇拜”[15]

1922年5月8日,总统徐世昌令王士珍、鲍贵卿二人奔赴丰台与吴佩孚商量时局。吴氏声称不愿干政,惟请北京政府彻查张作霖等人的战争责任。吴氏又于5月12日宣称,张作霖出关就停止军事追击。5月15日,《申报》又报道:“张氏在奉地位,并未动摇,且有宣布独立之说。”[16]吴佩孚于5月22日致电张作霖,“劝其悔祸投诚,准予自新,如负固当率全军为国除贼”。张作霖的覆电“除痛骂外,无一语充分理由”[17]

1.3.1 适应症 ①治疗:曲霉菌、念珠菌(包括氟康唑耐药株)等引起的侵袭性真菌病以及宿主因素和GM/G试验阳性驱动的诊断治疗[3-5];②预防: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粒缺持续>10d或化疗的血液恶性肿瘤患者、使用免疫抑制剂的器官移植患者、高危HIV感染患者以及腹膜炎患者预防真菌感染[3-5,8,9]。

直奉战后,政局发生两个巨大变化。其一,吴佩孚的权势地位空前提高。《申报》所登通讯指出,直奉战前的中央政府“介于直奉两系之间,有大事发生,自不能不征取两方之同意”,对于吴佩孚的建议尚未足够重视。而直奉战后,“吴有所示,则谨慎遵办,政府欲有所主张,又必电吴请示”,“今后之中央惟知有吴佩孚一人矣”[18]。由此观之,《申报》希望吴佩孚在直奉战后有所政治建树,并且倡议吴氏要维护北京政府的权威,在谋求南北统一的前提下适度干政。其二,张作霖宣告东三省独立于直系控制的中央政府之外。1922年5月22日,《申报》所刊《张作霖已退出关外》称:“奉天省议会,昨已宣布联省自治,推张作霖为东三省总司令,……闻吉黑两省,亦决定执同样之态度。”[19]

从1922年5月5日到1922年5月下旬,直奉两派是完全的敌对关系。此时,张作霖将吴佩孚视作眼中钉,二人关系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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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1921年至1922年间的吴、张关系经历了由表面友好到双方裂隙加深,再到二人关系彻底决裂的过程。梁阁问题是吴、张关系破裂的引线,直奉战争则使吴、张矛盾空前激化,而直胜奉败的结果使吴佩孚成为中央政局的控制者、实际上的直系首领。《申报》的新闻报道亦反映了吴佩孚自身权势与地位的多次变化,特别是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吴氏成为直系中的二号实权人物。战败后的张作霖回到东北休养生息,密切关注着关内的形势,为再一次入关倒吴做着周密准备。军阀们先掌握北京政府的阁员名单,接着通过某派内阁掌控全国的政治局势。他们的关系也由所属的派系不同,利益相同则联合,利益相悖则对抗。吴、张同为军阀首领,二人的关系变化体现了这种分分合合的政治生态。《申报》发表时评注意到,“盖武人未必即罪,武人而与政治相联,其罪乃成,……故武人而稍一得志,未有不多政治之主张者,然而其倾覆亦即以此。”[20]吴、张关系充分体现出北洋政治的不稳定性。

参考文献:

[1]吴佩孚来京即去之各说[N].申报,1920-08-12(5).

[2]隐.征蒙事结束之原因[N].申报,1921-08-20(1).

[3]穆.吴佩孚与梁阁[N].申报,1922-01-06(4).

[4]专电[N].申报,1922-01-13(2).

[5]吴佩孚对时局之方针[N].申报,1922-03-03(4).

[6]阁潮与奉直问题之形势[N].申报,1922-03-10(2).

[7]专电[N].申报,1922-04-07(3).

[8]洛奉间之军事行动[N].申报,1922-04-15(1).

[9]三曹同时辞职[N].申报,1922-04-18(1).

[10]春涛.某要人奉直形势一席谈[N].申报,1922-04-22(3).

[11]专电[N].申报,1922-04-26(2).

[12]吴佩孚齐燮元等有电[N].申报,1922-04-29(5).

[13]春涛.奉直军电报战争与和平会议[N].申报,1922-05-03(4).

[14]张作霖江电[N].申报,1922-05-05(4).

[15]美报论战胜之吴佩孚[N].申报,1922-05-07(5).

[16]奉直尚需再战[N].申报,1922-05-15(5).

[17]专电[N].申报,1922-05-22(1).

[18]静观.内阁问题已决定[N].申报,1922-05-14(5).

[19]张作霖已退出关外[N].申报,1922-05-22(4).

[20]武人与政治[N].申报,1922-05-07(2).

中图分类号:K2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630(2020)01-0033-04

收稿日期:2019-09-29

作者简介:吴延钊(1995— ),男,山东泰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华民国史、北洋人物关系研究。

[责任编辑 韩冬梅]

文章来源:《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gsgbdsdxxb.cn/qikandaodu/2020/0521/3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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