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时期，中央王朝开始在西北部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元狩二年，霍去病两次出兵河西，肃清了河西走廊的匈奴势力，打通了与西域交往的道路，这是汉匈战争史上的重要事件。但关于这两次战争的出兵路线，多年来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元狩二年的河西之战是汉首次在河西地区进行的军事尝试，在取得胜利后，汉入主河西，继续进行一系列的军事活动与开发活动，而霍去病出兵路线对这些活动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明确河西之战的出兵路线，及相关地名的具体位置，对于进一步探讨汉初对河西的交通建设，以及中央对河西的统辖过程大有帮助。

一、出兵路线考述

关于第一次河西之战的路线，史载：

元狩二年春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上曰：“骠骑将军率戎士隃乌盭，讨遫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惧慑者弗取，几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1]2479

PFD最常见的症状是POP、SUI，对女性正常生活影响最大。POP是盆底支持组织(肌肉和筋膜)松弛导致盆腔组织器官移位而出现的盆腔功能异常，子宫脱垂发生率较高，其次是阴道前壁膨出、阴道后壁膨出。我国中老年妇女POP患病率为30%，美国老年女性POP患病率为50%[10]。71%POP患者伴有SUI，59%SUI患者伴有POP[11]。PFD病因尚不十分清楚，流行病学研究[12]显示，年龄、雌激素水平下降、妊娠和阴道分娩、便秘、肥胖、盆腔手术史等是PFD的主要致病因素,其中年龄、经阴道分娩、多产是PFD独立危险因素，肥胖、便秘、雌激素分泌减少、慢性咳嗽是非独立危险因素。

关于此事件的记载，《汉书》与《史记》有细微的出入，《汉书》中多了一个“鏖皋兰下”的过程。学界对于霍去病第一次河西之战路线的主要观点有三：一是经今青海，越扁都口至河西［2]；二是经靖远、景泰［3]67-71；三是经兰州、永登［4]70-78。首先要排除第一个观点。霍去病一行若经扁都口进入河西，那么必要经过湟水流域。当时，湟水流域为羌人聚居的地区，在汉初，汉羌关系还较为紧张，张骞第一次出使归来时提到“从羌中，险，羌人恶之”［5]3843-3844。若霍军经扁都口，则必与羌人相遇，而史料记载的则是与匈奴各部的战争，故此观点不准确。

伴随科技的跨越式发展，我国电力系统的智能化建设及自动化水平持续提升，自动化技术在配电网运用的程度愈发增加得配电网的运行更加可靠、安全、高效，极大地增强了配电网执行任务的效率，进而为用户供应优质化的供电服务优质指明了前进动力。本文通过论述当前电力系统配电网运行中暴露的主要问题，接着就配电网自动化技术的应用提出若干可靠的实施策略。

对第一次出兵的路线考证起重要影响的是乌盭、遫濮、狐奴、皋兰等所在的位置。《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5]3547及《汉书》颜师古注［1]2479都认为乌盭为山，而陈梦家在《汉居延考》中提到，《尚书·禹贡》中提到的所“过”所“逾”皆指水名，故《史记》《汉书》中所载之“过（踰、济）居延”中的居延为水名［6]。王宗维据此推测，乌盭前所用为逾，故亦应指水名［4]70-78。此观点不够严谨，在“过焉支山”中，山名前亦用了“过”，由此可见，《尚书》中的用词并不能完全与《史记》《汉书》相对应。泷川资言认为乌盭为汉媪围（今景泰）境内的一座山［7]，黄兆宏则认为乌盭为屈吴山，霍军所经为：“从陇山以西出发，越过屈吴山区，在今靖远县、平川区及景泰县相接的渡口渡过黄河、进入今景泰县境内。”［3]67-71但按照泷川资言和黄兆宏的推断，霍军所行路线在汉初全线皆在北地郡内，《汉书》中明确提到霍军由陇西郡而出，故此观点不准确。霍军经陇西郡郡治狄道（今临洮）沿洮河河谷西北上，经沃干岭可至金城（今兰州西），此路线可见于《晋书》中：

咸和初，骏遣武威太守窦涛、金城太守张阆、武兴太守辛严、扬烈将军宋辑等率众东会韩璞攻讨秦州诸郡，曜遣其将刘胤来距，屯于狄道城。韩璞进度沃干岭……积七十余日，军粮竭，遣辛严督运于金城。胤闻之大悦……于是率骑三千袭严于沃干岭，败之，璞军遂溃，死者二万余人，面缚归罪……胤乘胜追奔，济河，攻陷令居，入据振武，河西大震。［8]

沃干岭在今兰州阿干镇南，刘胤就是沿这条路线，由狄道至沃干岭袭击了辛严。故霍去病所逾之乌盭可能为沃干岭一带，而后在今兰州西的庄浪河入河口渡河，沿庄浪河而上，与匈奴速濮部相遇。速濮部分布在黄河以西，腾格里沙漠以南，今武威县以东，庄浪河以北，即今景泰及其附近地区［9]45。狐奴，为石羊河［9]46，而焉支山即今山丹焉支山。关于皋兰，《读史方舆纪要》中载，皋兰在兰州南五里［10]2874。故霍军第一次出征路线当为：由陇西狄道而上，经沃干岭至兰州西，经庄浪河入河口渡黄河，再沿庄浪河而上，过石羊河再至山丹境内的焉支山，而后折回，于兰州皋兰山下败卢胡、折兰二部。

而关于霍军第二次出兵路线，史载：

燕王北定代、云中，抟胡众，入萧关，走长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庙。［5]3423

早期因部分学者认为文献中的祁连山即为今之天山，故而将霍军行军路线延伸至今新疆一带，但这种观点在之后的研究中逐渐被否认。部分学者认为霍军出北地，经武威一带的沙漠后直达居延，同时也有学者认为霍军在经沙漠时绕行了浚稽山后抵达居延。另有学者结合居延里程简推测霍军是由靖远渡河至媪围，向西经由河西走廊直线抵达祁连山，但这一观点存在明显的问题。居延里程简第三、四栏载：

如果分割获得的连通域团块多于一个，如图7，则需要通过一定的筛选条件筛选出瞳孔区域，设人眼区域矩形的长为a，根据瞳孔的几何特性，建立筛选条件：

媪围至居延置九十里，居延置至里九十里，觻里至揟次九十里，揟次至小张掖六十里。删丹至日勒八十七里，日勒至钧着置五十里，钧着置至屋兰五十里，屋兰至氐池五十里。［11]

持霍军出兵经河西走廊这一观点的学者们认为，霍军所过的浚稽和居延与简文中的钧着置和居延置有关。何双全认为均着为钧耆的误写，均着非县名，而均着置应为日勒、屋兰两县间的一置，具体位置不详，钧耆为古弱水，今黑水河，或许有涉［12]。陈秀实亦说均着是钧耆的误写，但他认为，均着置的位置应在今山丹城西北东乐乡附近，山丹河经流此地，故霍去病所涉之地当在山丹河下游［13]85-87。吴礽骧的看法更具体，他认为“均着”或作“钧耆”，均着置在弱水南岸，今山丹县东乐乡十里堡一带。根据“涉钧耆”推断钧耆当为水名，应为弱水抑或某一支流的匈奴语译音［14]。而关于居延置，陈秀实认为“居延”即居延河，即今武威市东南黄羊河汇入石羊河后的石羊河主道，济渡处在汉张掖县境内即今东河乡一带，居延置设于媪围县境内，为通向居延河的一个驿站，在今景泰县寺滩白茨水村［13]85-87。而在这一基础上，高启安、沈渭显提出居延水应为今景泰县红水镇洪敦子村的老婆子水及白墩子盐泽，其河岸建邮驿，为居延置［15]105-113。但从简文来看，居延置属武威郡，钧耆置属张掖郡，若霍军经行河西走廊，当先过居延，后过钧耆，与《汉书》记载相反，而且其与霍去病出兵的战略战术不符。其若出兵时经行河西走廊，必与处在交通线上的匈奴各部发生直接的冲突，达不到出其不意的战略效果，故此路线当不是出兵所行路线。但经河西走廊这一路线可能被大军返回时所采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鹰击司马破奴再从骠骑将军斩速濮王，捕稽沮王”［5]3548，速濮、稽沮地在武威［9]162，故这可能是返程时所发生的战斗。

关于霍军第二次河西之战出发的路线，《史记》载，霍军由北地出发，则路线为由当时还属于北地郡的萧关北上，经高平至银川平原上的某一障塞而出，而后至钧耆、居延。关于这两地，首先，《史记》中不存在关于钧耆的记载，该地名是在《汉书》中出现的。王宗维认为钧耆为浚稽之同音异写，但在《史记》与《汉书》中有关浚稽山附近的地区都未再出现“钧耆”这种表述，证明浚稽山这一地名已相对成熟，故此观点不准确。霍军由北地而出，很有可能直接经沙漠中的绿洲直达居延，钧耆很可能在这一线上，但具体位置，还有待商榷。关于“居延”，王宗维曾提出“居延”实际上就是“朐衍”，其与朐衍戎有关。朐衍戎在秦国的打击下不断西迁，最终来到弱水下游的居延地区，居延县、居延泽、居延水的得名都与其有关［16]。而居延置所在地区可能为朐衍戎迁徙所经之地区，或一分支所留驻之地区［15]105-113。弱水下游称“居延”要早于汉在此地设置行政机构，而居延置的建立当在河西四郡设立之后，故必在霍去病出兵之后，其因何定名尚未定论，故霍去病出兵所经“居延”当为弱水下游之居延，而“逾”“济”前人所解皆有渡水之意，结合当时需要及交通工具的情况，所渡应为河而非泽，故王宗维提出的“居延”为流入居延泽的弱水这一解释比较合理。综上所述，霍军第二次出兵所行路线应为：由萧关北上至高平，经银川平原上的某一障塞出北地郡，经沙漠，直达居延，渡过流入居延泽的弱水，再南下至祁连山，并经河西走廊返回。

二、河西之战的交通基础

在霍去病出兵河西之前，汉匈交战的主战场一直集中在北部边境。元朔二年（前127），汉取得河南之战的胜利，并在秦故九原郡地设朔方郡与五原郡。之后的一段时间，汉以朔方郡、定襄、右北平等为前沿阵地，向西北进军，主动与匈奴交战，其间互有胜负。元狩二年，霍去病两次出兵河西，汉首开河西战场。但这两次出兵并非盲目而行，皆有着一定的交通基础。

秦汉以前，在今内蒙古、甘肃、青海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三条连接欧亚文明的交通路线。“一是从关中或今河南北上经漠南阴山山脉至居延海绿洲（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弱水下游），趋向天山南北麓至西域，即所谓的‘居延路’或‘草原路’；二是从关中过陇山，经河西走廊入西域，即所谓的‘河西路’；三是由祁连山南，沿湟水至青海湖，再经柴达木盆地而达今新疆若羌的古‘青海路’”［17]。这三条路线在当时为民间往来开辟而出，并不受任何官方管辖，但由于秦及汉初中央王朝势力不及于此，故这三条路线还是处于游牧民族的主导之下。

其次，在施工前期，施工企业要对施工过程中可能用到的多种原材料进行宏观把控，做好资源管理工作。同时针对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详细探讨并制定紧急应对方案，以便出现问题时能及时解决，减少损失，维护工程效益。

在概念网络中，可以围绕着一个中心概念进行动态生成，从而找到与它相关的概念，这使得类比推理具有较好的扩展性，具有联想的特征。由此可见，类比推理能拓展人们的思维，产生新的概念、思想和方法，有利于创新。但是，也可能随着概念的无限制的扩展，形成一些矛盾的或无关的信息，使得类比推理的前提与结论不一致或不相关。

张骞凿空西域则是第一次正式由官方组织并记录的穿越河西的活动。《史记·大宛列传》载：

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5]3506

羌中，为羌人聚居之地，主要为河湟地区，延及青海湖、柴达木盆地一线，此为经青海的交通孔道，汉初为羌人所据守。归汉时，张骞本欲“从羌中归”，但其随后又提到“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故从实际来看，张骞放弃走“羌中”，而是走了稍北的路线。在经历了一次被匈奴所捕后，张骞仍未选择走羌中，证明羌中之路并不通畅，一是自然条件恶劣，二是汉羌关系紧张，故其无论是出发还是返回，所行皆为河西走廊，而非部分学者认为的扁都口。

想要审计质量越高，就要有更多的人力物力的支持，审计的成本就会增加，就会使会计师事务所要求更高的审计收费，所以审计收费也可以从反向上衡量审计质量。

张骞于元朔三年（前126）归汉，汉于此后以北部边境为基础向西北出兵试探应与此有关。而张骞选择河西走廊的尝试也为霍去病第一次出兵奠定了基础，霍去病与张骞一样，皆从陇西而出至河西走廊。

元狩二年夏，霍去病第二次出兵选择了从北地郡出发，而这条路线在汉初匈奴内侵的时候已有端倪。史载：

（文帝）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卬。［5]542

目前，很多高校开办了专业英语，但其毕业生不受市场欢迎，就业难，原因是学生对所学专业的技能没有掌握或掌握不牢。会展英语课程应该怎么教、教什么，是许多教师教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后方法理论的特定性、实用性和可行性三大参量为高职专业英语具体的教学提供了有效的指导。

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居匈奴中，益宽，因与其属亡向月氏……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5]3833—3844

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5]3467

上述史料所述为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南下至萧关，一路烧杀抢掠至甘泉的事件。关于其中提到的萧关，史念海在《河山集》（二）自序中认为“战国秦汉时期的萧关可能就在泾河支流瓦亭川和清水河上源分水处”［18]，王含梅补充道：“就是在今开城、青石嘴一带。”［19]此观点当正确。萧关最初设立的目的在于防御北边少数民族的侵扰。除上述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由萧关入侵的事件外，《史记·吴王濞列传》中还提到：

上曰：“骠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谓能舍服知成而止矣。”［1]2480

此为七国之乱时，叛乱的诸侯王所制定的计划，由燕王据代郡、云中，联合匈奴由萧关进攻长安，其所定计划，很可能参照了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由萧关至甘泉的路线。此计划虽未成行，但仍体现出萧关所防御的地区随时暴露在匈奴的进攻之下，承担着重要的军事防御职能。而汉武帝开拓北边之后，此路线则在汉王朝掌控下，汉朝军队可沿此路线向北出塞，经沙漠至居延。此段虽有部分要经行沙漠绿洲，但并非全新开拓出的路线，在先秦时期就已通行，虽然艰苦，但也有交通基础，且可以取得出其不意以攻匈奴不备之效。

三、河西之战对河陇交通建设的影响

元狩二年（前127）两次河西之战后，汉朝首先在陇右、河西相交之处设置了金城，这是汉朝由陇西入河西的第一个重要交通枢纽。此地北汇由今定西、榆中以及由今陇西、临洮东来的两条交通路线。西北可至河西，向西又可至金城郡置郡后的郡治允吾（今青海民和）。

选用台面直径为300 μm的两柱全景DAC进行径向衍射实验.预压Be封垫到约25 μm厚度，在压痕的正中间打大小为60 μm的样品孔.样品被压片，再被填入到样品孔中.在样品表面的中间位置装入直径为10 μm的红宝石作为压标[11].选择红宝石，是因为其没有衍射峰，从而可以避免衍射峰重叠.为了增大剪切力，径向衍射实验不加传压介质.实验中DAC转过28°以减小Be封垫的衍射峰影响[12].

关于金城的设置时间，学界有过许多争论。阎若璩认为，“始元庚子之前，此地未有金城之名。”即金城县设县晚于金城郡，当在始元六年（前81）后。《史记·大宛列传》所载：“（元狩二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5]3845，其中的“金城”，阎若璩采取了胡注《资治通鉴》的观点，认为是“史追书也”［20]。而张岩则认为，此处“金城”是金城县而非金城郡［21]。许亮赞成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提出，上述史料的断句有误，金城河西中间不应有标点，这句话所指代的地点是金城河以西［22]。薛方昱认为《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所载：“（元狩二年秋）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使人先要边，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乃令骠骑大将军将兵往迎之。”［5]3550其中，李息所筑之城即为金城。但薛方昱认为此时仅筑塞，其在昭帝始元初置县，属天水郡，始元六年（前81），改属金城郡［23]。王宗维也认为在元狩二年（前121）时，金城其地就已有城塞修筑［9]63，此观点当正确。汉初对西北边地的经营仅到秦昭襄王长城附近，在两次河西之战后，金城以西至盐泽的匈奴被扫平，为开发河西，扩大疆域，汉在取得与匈奴战争的初步胜利后需要向长城以西寻找前沿基地。金城恰处于河西陇右之间，其地位于盆地内，地势平缓，利于城塞及渡口的设置。故汉朝开发河西，当以此地为桥头堡。《史记·大宛列传》中所述的金城河即此城附近一段的黄河。至于此地行政建制的变动，至始元六年（前81）归入金城郡前，史已无载。

项链包装在首饰盒里。出走老凤祥银楼，妻子拿出白金项链，要我替她戴上。项链的搭扣是螺丝的，头对头扭转几下就合上。一路上，白金项链就戴在妻子的脖子上。我觉得妻子不知不觉地有了某种变化。这个变化，不在她脖子上的白金项链上，而在她的心里。

关于两汉金城的位置，学界主要分两种观点，一是在今兰州西固，二是在今兰州城关。鲜肖威对兰州东盆地的古河道进行了考察，“在西关十字以西，向南经胜利饭店，大致沿白银路往东经省地质局再东北向汇入废河道之古河道大约在唐以后才逐渐塞淤”［24]。黄启明也提到：“（秦汉时期的黄河）从中山桥南经西关什字、胜利饭店、市委党校、兰州火车站、省地质局、拱星墩，沿段家滩以南的黄河废河道流去。总的走势为一弧形……这条古河道的冲积层很厚……在南部山麓河段砾石层砾径很大，有漂砾。说明当时河流水量很大，是兰州东盆地最大的黄河河道（主河道）。”［25]由此可见，两汉时期，在城关区并没有良好的建城条件。而在西固南部川区及东南阶地上则分布了大量汉墓，“符合汉墓葬区设在汉城外不远处的规律”［26]，同时明万历《兰州志》及清《皋兰县志》《甘肃通志》都认为汉金城在西古城［27]，即今之西固区。汉于此处建金城，以控通往河西的两个重要的黄河渡口，即湟水入河口及庄浪河入河口。

霍军第一次出兵路线还影响了通河西南道东段交通路线及沿线郡县的建设。汉朝在黄河以北通河西的路上建设的第一个障塞为令居，后发展为令居县。此地位于庄浪河河谷中，在今永登县城附近［28]。由令居再向西北的路线见载于悬泉里程简：

苍松去鸾鸟六十五里，鸾鸟去小张掖六十里，小张掖去姑藏六十七里［29]

郝树声认为苍松县城在今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安远镇，鸾鸟在古浪县北面的小桥堡一带［30]102-107，而李并成则认为汉苍松县城即是今古浪县龙沟乡黑松驿古城，鸾鸟在今古浪县小桥村东南一堵城［31]。虽然二人对这两个城址具体位置的观点不同，但二人对城址位置的判断皆在今G312国道经天祝县与古浪县的这一段路线上。小张掖在今武威市南谢河乡武家寨子一带［30]102-107。故悬泉里程简所载这一段交通是沿今G312国道天祝段，越乌鞘岭，再经古浪，至武威谢家寨子。此路线与霍军第一次出兵河西的路线多有重合，当受到了霍去病河西之战的影响。

在民间往来及游牧民族军事活动中形成的交通基础上，霍去病两次出兵河西。第一次出兵路线为由陇西狄道而上，经沃干岭至兰州西，经庄浪河入河口渡黄河，再沿庄浪河而上，过石羊河再至山丹境内的焉支山，而后折回，于兰州皋兰山下败卢胡、折兰二部。第二次出兵路线为由萧关北上至高平，经银川平原上的某一障塞出北地郡，经沙漠，直达居延，渡过流入居延泽的弱水，再南下至祁连山，并经河西走廊返回。在两次河西之战胜利后，汉朝入主开发、建设河西，修筑了通往河西的第一个重要交通枢纽——金城。而后以河西之战的出兵路线为参考，进一步修建通往河西的道路，并在沿线设县，为汉朝经营河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吴礽骧.两关以东的“丝绸之路”——兼与鲜肖威同志商榷［J].兰州大学学报（科学社会版），1980（4）：44-51.

［3]黄兆宏.元狩二年霍去病西征路线考释——兼谈汉唐时期东段丝绸之路北道［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4]王宗维.论霍去病在祁连山之战［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3）：70-78.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6]陈梦家.汉简缀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0：221-228.

［7]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4579.

［8]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34.

［9]王宗维.汉代河西丝绸之路的咽喉——河西路［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

［1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2874.

［11]甘肃省考古文物研究所.居延新简 甲渠侯官与第四燧［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396.

［12]何双全.汉代西北驿道与传置——甲渠侯官、悬泉汉简《传置道里簿》考述［J].中国博物馆刊，1998（1）：62-69.

［13]陈秀实.汉将霍去病出北地行军路线考——《汉书》“涉钧耆济居延”新解［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6）.

［14]吴礽骧.河西汉代驿道与沿线古城小考［M]／／李学勤，谢桂华.简帛研究二○○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36-357.

［15]高启安，沈渭显.汉居延置所在置喙——以居延里程简E.P.T59.582为中心［J].敦煌研究，2013（5）.

［16]王宗维.居延与朐衍之戎［J].西北历史资料，1984（2）：11-16.

［17]张德祖.古玉石之路与丝绸之路青海道［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56-59.

［18]史念海.河山集（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1：10.

［19]王含梅.居延新简《传置道里簿》地名新证［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3）：55-60.

［20]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740-742.

［21]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6：121.

［22]许亮.《尚书》孔《传》金城问题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4：12-13.

［23]薛方昱.兰州城址变迁考［M]／／兰州历史地理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79-89.

［24]鲜肖威.历史上兰州东平原的黄河河道变迁［J].兰州学刊，1982（1）：82-87.

［25]何启明.兰州东盆地黄河古河道变迁研究［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4）：22-27.

［26]邓明.汉金城县址考［M]／／兰州历史地理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61-69.

［27]甘肃府县志辑：四 光绪重修皋兰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122.

［28]王宗元.汉金城郡令居县故城考［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2）：6-9.

［29]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6.

［30]郝树声.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J].敦煌研究，2000（3）.

［31]李并成.汉代河西走廊东段交通路线考［J].敦煌学辑刊，2011（1）：5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