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30年的中国法治发展进程，我认为中国社会还没有建立和形成独立的法律信仰体系，我们还停留在对人类已有的法律文明、法律体系和法律价值观念的模仿层面。”

记：能否谈下从事法学学习和研究30多年的过程中，您的研究思路有着怎样的转换过程？

舒：30年来，我研究课题的角度有所不同，但法律与人的关系始终是我关心的核心问题，我的研究课题始终建立在这个“本原”上。我研究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把法律看做社会文明之中一个小的层面，从社会文明大的角度去看待“法”，去研究“法”。我关注的不是技术性的法律，而是社会性的法律。我认为很多法律问题的产生，并非法律本身的原因，而是法律之外的原因造成的，是社会主流意识的问题。法律的问题不是“法律病”，是“社会病”，是“人文病”。

纵观30年的中国法治发展进程，我认为中国社会还没有建立和形成独立的法律信仰体系，我们还停留在对人类已有的法律文明、法律体系和法律价值观念的模仿层面，中国法学和中国法律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东西”。

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法律体系只有那么几个，但真正能够引领现代社会法治进程的也只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即使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之间存在差别，这种差别也仅局限于技术性的差别，而非观念性的差别，法治主义的精神是统一的。为什么世界上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能坚持这种统一的法治观念，而我们却一味地坚持自己的“传统”和“本土化”呢？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提出了很多自己的法治口号，这些口号至今仍仅仅停留在标语性的层面，而无法上升至理念的层面。当然，口号是不能代表一切的，关键是屁股、脑袋、嘴巴和手，都要坐在一条板凳上才行。

回顾自己30年来法学研究的经历，我的研究格式和定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写了一篇论文《西方法治社会的前定和谐》，西方社会法治结构的发展和演变是早在上千年前就已经确定下来。“前定和谐”是指理论与框架已预先确定的情况下，按部就班地在这种框架下的发展，是一种“和谐”的哲学理论（德国近代哲学家莱布尼茨﹐G.W.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我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生涯正是受“前定和谐”哲学理论的影响，30年来学术研究的过程也正是按照“前定和谐”理论的轨迹而运行。至于我下一步的学术发展方向，应该是把自己多年的学术体会传授给学生，让他们在我们这一代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

记：30年来，法学界也存在过不少的争论，您参与过吗？能谈谈您对这些争论的观点吗？

舒：我对30年来法学学术界的各大争论一直都紧密关注，但我比较超脱，不去参与任何法学门派的学术观点争论。我认为这些争论都是中国法治发展过程中，在思想界和理论界必然经历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到我们法治发展的曲折和进步。我不参与任何“门派”并超脱于大的法学争论之外，反而能够更好地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事实上，我还有个走偏的看法是，争吵很认真，内容不实际，茶杯掀波澜，纸上走风雷，没什么硝烟味，歇一阵又影都没了。

在法学界中，我一直是以单兵独进的形式进行研究的，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团队，没有形成自己方向的硕士点、博士点，算是法学学术界的另类。这些年来，行政工作是我的主打，学术研究反而成为我的副业。但我要求自己隔几年要试写一本专著，不在乎学术价值的大小，只希望能够对一些重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也算是温热自己那颗还属于被法学圈养着的心。

“我一直把我的老师们严谨甚至述而不著的态度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学术研究在于‘多思考，慎发表’，只有在成熟的思考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有价值的判断和观点。”

记：您能否谈下对法学研究方法的看法？比如，您比较欣赏的法学研究方法或者您一直在运用的法学研究方法？

舒：法学研究应该是多维度的，不同的研究视角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研究结论，多维度的研究视角会更加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当下，中国法学研究方法的单一和研究范式的幼稚是我比较摒弃的。尤其糟糕的是，中国法学很像全国高考那样的应试教育成果和模式，我开个玩笑，法学研究是政治选题，政策出思路，导师定方法，名人养风格，关键又是不怎么“大师”的各级编辑人员定样式。你看有些名头很大的刊物发表的论文，一拨一拨的，萝卜青菜冬瓜蒜苗，像是在按季节定购批发，国家社科基金一类的选题选材也是如此。有时候，一些法学研究成果真的像一个泡菜坛子里的姜葱豆角，大致都接近一个酸味，编辑可能会毁掉一批天才的作品，有这个看法，所以我十多年没有怎么给什么编辑部投稿，几个大名鼎鼎的法学刊物，我也就是看看有什么标题，作者是谁而已。当然，同学们不能学我，因为我已老朽，不需要什么敲门砖了，要是还在成长阶段的，是万不能这样的。你自己都对法学不敬，吃这碗饭还能觉得可口吗？

文章来源：《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gsgbdsdxxb.cn/qikandaodu/2021/0524/8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