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老师一辈的学者，很多老师一生仅有一篇或两篇文章，一生仅有一个或两个观点。但这一篇或两篇的文章对某个学科是开启性的作用，这一个或两个观点对整个民族的法治进步起着警醒作用或启迪作用。我一直把我的老师们严谨甚至述而不著的态度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基本仿效，学术研究在于“多思考，慎发表”，只有在成熟的思考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有价值的判断和观点。我们现在的“法学家们”很多是在没有成熟思考的情况下，应景式地盲目发表。当然，我也有过一些“应景”式的作品，这也是我一度在学术界大环境中表现出来的无奈。我认为我最对得起自己的学术良心、学术追求和学术劳动的是在于和学生的无约束交流上，和学生互学互问是很自由的，无需文字也无需发表，反而更能真实地反映我对法学的思考。

记：您能否对当下法学界的研究现状作出评价？

舒：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以1977级1978级为代表的法学学者应该对现阶段的中国法学承担特殊的任务，经过30年法治建设的磨炼，这些学者应该达到了可以给社会贡献自己成熟思考的时机。这种思考要求太年轻的法学家去做是不现实的，只有那些经历了磨难的人，才能对社会有更深的认识，才能真正地代表社会中的智慧和良知，才能对法学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但我们这一代的法学家，很少有人愿意放下包袱去完成这种特殊任务。

我们这一代法学家大体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登堂入室”法学家，他们虽然在“上层建筑”层面上比较活跃，但对社会的学术贡献反而在倒退，反而缺乏自己作为一名学者所应有的中立性和独立性。第二类是“醉生梦死”法学家，他们熟练地把法学作为一种很实惠的谋生手段，在法学和法律之中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依据，也确实获得了“养尊处优”的条件。但他们的思想是迟钝的，他们不关心纯粹的法学，不关心科学的政治，不关心民生，关心的只是自己眼前的那点物质利益。第三类是“传道士”法学家，他们虽然很少，却坚持了其学生时代的法治理想，愿意承担法治发展的波澜曲折附带的痛苦，真的能称之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他们不被主流社会所看好，对现实的社会影响也十分有限，甚至，有些法学家仍然没有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这三类法学家真切地反映了法学界在中国法治调整阶段的研究现状，代表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

记：您能否对中国法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作出您的判断？

舒：我们现在的法学研究没有真正的旗帜性理论，一些亮相的所谓的旗帜性理论无法做到自圆其说，反而淡化了曾经被培养的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反而模糊了曾经努力树立的民主政治和宪政理念。法治道路的曲折和反复还体现在一些法学家、法官、检察官心目中的法律是完全没有文化根系的，法学表现得没有独立性，我们的法律工作者甚至法学工作者本身就缺乏应有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当然，法治的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法治本身的问题，也是改革开放30年积累的社会各项矛盾所表现出的一个方面。我认为，中国法学研究在法治 “换挡”阶段还将维持一段时间。

记：结合您30年来法学学习和研究的经验，您对中国的法学教育有怎样的评价，以及对法科学生有怎样的建议？

舒：法学教育应该起到为法学研究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提供后备军的作用，而我们今天的法学教育确实有点不尽如人意。当前的法学教育混淆了法学高等教育和普法教育这两个概念，我始终认为，高等法学教育是为了培养法律精英而设立的，是以培养未来的法学家、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其他行政官员为目的，不同于把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知识而进行全民普及的普法教育。30年的法学教育实践证明，我们未来法学高等教育还应该向西方的法学教育模式靠拢，走精英教育的路线，通过“精英”带动“草根”，通过“精英”服务社会而形成法律职业的成就感、尊严感。

关于立志做法学学者的学生应该怎样走自己的道路，我这里有两点建议：第一，只有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学习前人的思想成果才能提升自己的理论积累，只有通过读书才能开启自己思想的天空，从而找到自己追逐的星星和月亮。阅读不能是盲目的，而应按照法律的发展脉络系统地阅读，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平台。第二，积累了一定的理论功底之后，应学会把法学作为“应然的”知识去关注、去研究，对待法律问题要关注其应该是怎样而非规定是怎样。只有在心中建立了“自然法”，你才能去研究“实在法”。

文章来源：《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网址: http://www.gsgbdsdxxb.cn/qikandaodu/2021/0524/867.html